传统企业、传统家庭和中国社会

传统企业的运营，或者管理，或者领导，几乎是集权制的，管理层不可换，管理层的官僚主义盛行；而传统家庭和中国现状也是如此。解决官僚主义的方式有长的，有短的。

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短的，就是企业外部的力量，市场，逼迫其倒闭，从而是企业内的官僚主义随着企业的解散而解散，这当然不是说企业界没有官僚主义了，只是说市场上有一种惩罚官僚主义的约束力。但是，如果是国有企业，或者国家背书的市场和企业除外。

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应该是长的，等到统治阶层死了以后才会对官僚主义进行约束。这就是一种悲哀了。

有人说在集权社会里，由于对人自由的束缚，创新会很少。这个观点不是很正确。只要在社会中形成保护和奖励创新的制度，就会有创新。但是如果社会中的矛盾重重，是不可能在社会中找到一块净土来培育创新的，这就是集权社会的悲哀了。

显然，这种集权式在创业的时候，可以使你死得很快，也活得很长，我党就属于活得长的。

中国的先贤们

中国“人肉搜索”令多位官员下马

中国的先贤们在设计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时候，决定了一个中央集权皇帝所有制的宗法制度，文官作为皇帝的臣子负责管理国家，皇帝因其代表上天而不可替换，但是朝代的更迭告诉人这是可以替换的。这种中期不可替换的制度先贤们考虑过稳定性，但更多地是考虑了其腐化性，所以先贤们在其它方面，比如说道德方面给了这些统治者和官吏一些约束，比如说尊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和睦相亲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就会因为违背天理而被唾弃和抛弃。

而进入到新时代，传统的道德约束似乎没有了，更多的是金钱、权利、地位、支配别人的诱惑。在一个缺少非正式约束的时期，网络力量似乎提高了一个替代，但是这种现象不是稳定的，不是长久的，一定要在中国形成新的非正式约束，“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约束”，试想，如果哦西方没有这种约束，社会将是多么的寒冷，西方的非正式约束包括，基督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