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本为何犯下两次“原罪”

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，曾三次与刘鸿生、吴蕴初、范旭东、章乃器、胡厥文、吴羹梅等工商界领袖座谈，并郑重承诺：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。在这个新中国里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，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。在新民主主义阶段，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，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；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，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，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。
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《共同纲领》规定：“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，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，并扶助其发展。”中共领导人在建政之初，对保护民族工商业尚能保持清醒认识。按照当时的设想，要经过10年至15年的发展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后，再视情况考虑转入社会主义。但事实上仅维持了七年。1952年“五反”运动期间，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。他在1952年6月6日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《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》时作出批示：
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，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，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。

1956年初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，年底“对资改造”基本完成，“国家资本主义”就此垄断了全国的工商业。作为对生产资料的赎买，国家自1956年起，按5％的年息向工商业者支付定息。

如今个人持有股票乃寻常之事，而成为一名爱国的“红顶商人”，更是一种时尚。